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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至24日，国台办年度对台交流重点项目——第六届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在厦门海沧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华侨大学、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厦门市石室书院）、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厦门市社会科学院共同承办。
本届论坛以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岸中国人的共同使命”为主题，采用主旨演讲和10 个分论坛的方式举行。近百名两岸人文专家学者齐聚鹭岛，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现将部分专家发言摘要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十个分论坛：
议题多元 阐释精彩
本届论坛除了精彩的主旨演讲外，还设置了十场平行分论坛。两岸人文学者分别围绕“全体大用”“四海一家”“历史舞台”“两岸同舟”“人文化成”“由艺观境”“会泽百家”“大道之源”“海滨邹鲁”“即心是极”等十个议题展开深入、生动研讨。大家在观点的碰撞中相互启发，开阔了视野，达成了共识。
在“全体大用”分论坛，专家学者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唯物史观根基、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的当代发展等主题展开讨论。“四海一家”分论坛深入探讨两岸中国人的共同使命、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与普遍性以及两岸文化共同体等重要论题，从历史维度延续与创新“天下一家”理念，并对多元普遍性理论进行述评。“历史舞台”分论坛聚焦中华文化历史，对光复致敬团及后人团的事迹、郑氏治台孔庙建设、雾峰林家女性革命史等众多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生动地展现出丰富的历史画卷。“两岸同舟”分论坛致力于探索两岸文学、艺术、哲学的交流与融合，关注普通人在人文价值中的定位，回顾民族文学交流，分析人文学科的跨领域思索，同时涉及古诗词传播、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哲学基础等多方面内容。“人文化成”分论坛重点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问题，对先秦儒道生命教育理念、儒家经典教化等展开深入探讨。“由艺观境”分论坛钩沉中华文明里的艺术创造，涉及词话、书法、绘画、游戏等领域，深入阐发两岸文艺交流等问题。“会泽百家”分论坛还原儒家与百家之间的思想互动，探讨礼的演变、先秦诸子与太一之关系等问题。“大道之源”分论坛追问大道本源，探讨“仁”的经典意义再创造、《周易》蒙卦中蕴含的王化观念等问题。“海滨邹鲁”分论坛考察朱子理学及其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展现理学在东亚文化中的广泛讨论和深远影响。“即心是极”分论坛探讨重思心性修养与儒佛思想的关系，话题包括憨山的佛教观、钱穆的孔子研究、“格物”“致知”与“明明德”关系等问题。
中华文明的治道理想与治术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所长 张志强
创制立法实践是古代治理的主要内容。认识中国古代制度史，要从经史两个面向、治道理想和治术思维两方面，总结中华文明天道生生的治道原则和根据时代随时损益的治术思维，深切体会“贵约六经之旨，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的经史传统真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扎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能够深得古人“制作之原”，透彻把握创制立法的核心要义和根本遵循，另一方面来自党和人民长期艰苦的创制立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深刻体现了治道理想和治术思维。
《庄子·天下》里区分了“道术”与“方术”。所谓“道术”，是遵循天道而创制施为的治天下之术，以“天地纯全”为遵循和目标；它蕴含着古人关于“制作之原”的洞见。“制作”实践必须以道为遵循而展开，因应时势之需要而斟酌损益随时创制。天道是“制作”的根本遵循，是治道之本。先秦诸家普遍认为，天之为天，最基本的德性即是无私。仿效天地无私之德的治天下者，都必须做到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养。
在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中，一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以天道为根本遵循的治道传统，另一方面也有着极其发达的治术思维。治术思维即是从历史传统与时代经验中习得的、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创制思维。治道规定着创制实践的价值取向，而治术则是在遵循治道的要求、创造性地因应时代需要、不断进行创制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治道与治术的配合，使得中国可以不断面对历史挑战进行开放的创制实践，从而将古老的中国不断带入新时代。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天道民本的当代表达，是当代中国的治道理想。传统治术思维则表现在实事求是地面对时代问题，从历史经验和当下实践中摸索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始终把人民的需求作为创制的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道理想和实事求是、守正创新、随时创制的治术精神。
从“现代化理论”到“中国式现代化”
●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于治中
“如何走进现代”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重大议题。“现代”并非时间概念，而是指向某种实质内涵。中华民族对现代的认识，首先是源自西方器物，之后进入到制度，最终延伸至思想与文化层次。
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界推出了所谓“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从线性时间坐标出发，以一元抽象的发展指标作为评估标准，不仅抹杀其他社会的特殊性与价值，甚至将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编织成从低到高、从原始到开化的不同演进阶段。用所谓落后的外部世界与先进的美国社会进行对照，使现代化理论不仅仅是一项对社会变迁模式的学术研究，更成为一项全球战略工具。作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一部分的现代化理论，最终要阐明的无非是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西方传统中的固有价值。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推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本质上不过是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变体或延伸，推动各地的颜色革命。
走进现代化，就是要在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确立中国自身的主体位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中国具体的实践和成功经验出发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祖国大陆在1954年9月第一次提出工业、农业、交通、国防四个领域的现代化至今，作为奋斗目标从未改变，并且随时代不断深化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创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今天，中国制造业已经位居全球第一，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中国式现代化所采用的方法与设定的目标也与西方不同，比如以和平而非掠夺的方式进行，以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强调城乡融合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表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和陷阱。
对“人心惟危”的思考与新诠释
●浙江大学教授 董平
“道统说”可追溯到所谓“十六字心传”。尽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完整表述出现在《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但如果放下各种成见，回到原典，就会发现它的意思确乎是存在的。比如《尧典》里面讲尧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对于“历象日月星辰”的“观”，其实质即是对于“道心”的体察，将其转变为“人时”，则显然即是以“人时”而合“天时”，这可以说是中国文本中将天人联系到一起的最早范例。
“十六字心传”一直都存在于中国思想史中，只是没有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宋朝以后，二程解释“人心惟危”之“危”是危殆、危险，“道心惟微”之“微”是微妙、精微。按照二程的解释，“道心”和“人心”就处在价值对立的两端。如果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那么怎么可能“惟精惟一”地整合到一起？我认为这既不符合逻辑，并且在事实上也不可能的。后来王阳明曾对“十六字”做过一番解释，认为“惟精是惟一的功夫”，既到了“惟一”之境，则“人心”即是“道心”。他通过这一功夫论的解释，克服了“人心”与“道心”的二元分立，但在价值观念上，他仍然是把“危”“微”解释为“危殆”与“精微”的。
我个人认为，二程、朱熹之后，人们把“人心惟危”的意思搞错了。“人心惟危”的“危”，与“道心惟微”的“微”，两者构成“对文”关系。如果“微”是隐微而不显著之意，那么“危”就恰恰应当是显著、章明之意，而不是“危殆”“危险”。隐微的道心，需要人心来将它彰显出来，所以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我认为“危”字的意思，不仅是高明、显著，而且还是中正的意思。比如孔夫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危者，正也，是正大光明之意。所以我认为道心之“微”，是指道心原在的真实状态是隐微的，是不显现的；但隐微的“道心”，其存在的真实，正需要人心将它彰显出来，所以说“人心惟危”。
阅读中国经典共筑精神根基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文化大学哲学所教授 曾春海
西方已不再是“模范生”，西方殖民主义现代化实际上已经“百病丛生”。所以当前哲学界应当检讨走西方现代化的弊端。
根据临床心理学医生荣格的观点，现代人之所以有一种精神虚无症——心神不安，忧虑、忧郁，就是因为西方现代文明产生了三大疏离：对自己隶属的历史文化的疏离、自我疏离、与他者疏离。借用钱穆先生的分析，当今中外一切问题皆从文化产生，所以要通过文化来求得根本解决。
《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显露出人与自然、天地与人之间是血脉相连的。中国宇宙观是个集体宇宙观，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历程，万物皆为有机存在，有机地联系着、互补着。人文跟文明的差别体现在，人文是内在的一种人文精神、人文涵养、人文素养，而文明则是把我们的内在属性显化于外。从中西对比的视角看，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西方则是“以神为本”。文明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文明，一种是精神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物质丰富但人却不快乐、不幸福，其实与他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疏离有关。
为两岸找到一个共同的精神价值或精神基础，就必须回归经典，回到经过历史考验、千锤百炼所萃取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易经》中阴阳浑然一体、和谐一体、有机一体的义理，展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于超世俗幸福的追求，即对文化的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道家讲要证道成真，儒家讲超凡入圣，孟子讲“四端之心”，王阳明讲良知，佛教要转识成智，皆是如此。
经典呈现于不同的时空、作用于不同的情境以及不同的人。读经典的我们能够领会在作品中的普遍真理、普遍人性的基础。经典的召唤具有两个指向，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在读经典时，我们可以与千古的圣人对话，而产生内心的回荡，激发精神能量的共鸣。这样丰富的人文文化的精神资源，也就消除了荣格所说的现代人的精神虚无症。
从根源上看中庸之道
●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何俊
站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思考中国哲学如何为民族带来基础性与引领性作用。正在复兴的中国文化若要为世界文明提供价值，就必须回答中国哲学根源性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间，我们建立哲学学科主要采用“以西解中”的方式，但这种简单化模式是有问题的。新时代以来，我们希望把中国哲学置于其历史环境中加以理解与阐明，但还没有形成好的范式，尚不能将哲学与历史学区分开来。
从中国哲学自身的视角看，《周易》是《六经》的源头，中国哲学的根源应是《周易》，而《周易》与《中庸》具有内在关联性。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需要从四点加以考察：一是孔子提出中庸概念到《中庸》文本及其经典化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起到了某种作用，北宋契嵩在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讲到了中庸和诚，将诚的根源性问题提了出来。二是对“中”与“庸”两个词的分别理解，有助于解决四个问题，即作为最高德性的中庸具体含义是什么？如果中庸是最高的德性，那么哪些是次要的德性？为什么中庸是最高的德性？如何来达到或者拥有最高的德性？第三，从中庸的践行角度看，首先是通过“五达道”和“三达德”，其次是更具体的好学、力行、知耻，最后聚焦在“诚”，诚是真实与真诚的合一。第四，孔子提出中庸，其根源性存于商周的历史中，表现在《六经》，而本质上中庸之道是历史实践中的人与人的实践。
通过这样的根源性阐明，对于中庸进行哲学化的思想建构的理由可从两方面推论。一方面，中庸之道需要有合理的理据，因此由世俗性的人的实践追溯于“天命”，人归属于命运并自觉于此而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为人的实践确立起意义，即“当下” 的存在经由连续性的建构而变为结构性的存在。
概而言之，中庸之道源于人的实践与实践中的人，并通过对此根源性的自觉与理论建构，以根源性哲学的呈现成为中国哲学的内在有机构成。
中国哲学从五个维度向现代文明精进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原文学院院长 陈福滨
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必要重思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哲学之重要，在于对价值的守护。面对现代文明，中国哲学可从生命哲学、环保哲学、价值哲学、伦理学和方法论五个维度精进。
生命哲学。生命哲学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强大的哲学系统，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则推动了中国生命哲学精神的自觉。概括而言，中国哲学的独特成就在于突出了对生命之中和状态的追求，强调德性修养努力的重要性。中国哲学在看待“生生”作为生命创造历程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生价值实现的历程。中国人的仁爱体现于：不仅是我们要保存自我的生命，肯定自我存在有价值，还必须更进一步地尊重他人的生命，肯定他人的存在价值，直至天地万物之中。
环保哲学。儒家思想以“爱人”为核心，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有两方面的意义：横向来说，我们要先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程颢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应成为我们共有的理念。纵向来说，保护社会环境也要注意到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伦理问题，必须人人都能视人如己、视自然如己，方可延续生存环境的生命，提升生活环境的品质。
价值哲学。价值所标志的是人跟外界事物关系的范畴，与此同时，人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去做好把握，也就是人在价值选择中，要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
伦理学。既要重视儒家伦理思想的普遍性，也要认同传统伦理价值，并对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弊端予以防范和改进，特别是在伦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扩充人性中的公共性以构建合理的公共福利与公共政策，是两岸应当重视的。
方法论。中国哲学常被诟病没有方法论的思想体系，所以构建方法论是未来必须做好的事情。
严复美学理念内涵丰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副所长 梁展
1906年到1907年,《寰球中国学生报》以《美术通诠》为总标题，发表了三篇译文，它们分别是《艺术》《文辞》和《古代鉴别》。这可能是严复唯一一部有关西方文学艺术的译作。严复翻译这部著作的初衷，是因其担任了复旦公学的英文教习，并选择了这本书作为教材。
有四点值得关注。一是严复十分重视道德教育，这与《美术通诠》的英文版原作者所持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非常一致的。二是严复认为，在真善美评判的序列上，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以及对真实的追求应当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认识我们身外和身内的自然与现实，艺术创作也难以有所长进。三是从严复的西学阅读来看，除了英国的经验逻辑学之外，他也研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黑格尔的《哲学百科全书》，并且看重德国唯心论对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意识之建构，甚至还从宋明理学的心学哲学出发，阐发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四是严复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其重点在于增加知识、开人心理，强调既要总结归纳自然规律，又要营造完善美好的心灵。
从翻译本身来看，《美术通诠》一书以康德的美学观念为原则来编排，探讨真善美三个标准在古今文学批评中的变化，严复没有将沃斯福德的《文学中的判断》这本书加以直译，而是翻译为“美学的一般原理”的《美术通诠》，并且这一翻译没有将“literature”翻译为“文学”，而是翻译为“美术”，这么做应该是把握了英文原著的主旨。在严复看来，这本探讨文学艺术鉴赏理论的著作，能够为培养学生完美成熟的心灵，提供需要的所有条件。严复在翻译中也加上了自己的观点，强调了教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养成一种成熟和完美的心理和人格。
至于严复为何仅翻译了此书的前三章，或可归结为彼时的严复忙于教务，渴望重新返回古代的教化观念和实践，但不能据此就总结严复存在着思想倒退的情况，该说法过于简单化了。
陈映真文学论的民族叙事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暨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台湾文学所所长 徐秀慧
从乡土文学论战到陈映真病倒，在这三十多年的实践中，他除了创作了以跨国经济与两岸历史等为主题的小说之外，还创办《人间》杂志，着手整理重建台湾抵抗外国侵略的文学与历史，钻研台湾社会性质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革命的历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并且，陈映真大量阅读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和社会变迁。
陈映真以文学为思考，来面对两岸历史，反对分离主义与“台独”分子关于“去中国化”的论述，也热切关注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有必要着重谈谈陈映真如何以“第三世界”为方法，连接两岸近现代的历史与文学。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他对叶石涛的分离主义提出异议。他于1978年5月发表的《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中，比较完整地陈述了第三世界文学的理念。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主义带着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有别于西方的民族主义。一直到今天，只要帝国主义一天还通过跨国企业、国际性银行集团，挟资金和技术上的独占性优势，对广大的第三世界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支配；只要第三世界中各民族一天不能在民族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得到完全的自由，反帝的民族主义就依然是他们永不过时的，激励人更坚定、更勇敢地战斗下去的、伟大而不可取代的旗帜。”
距离陈映真写下这段文字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陈映真对于饱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的亚洲民族主义的分析，在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时代背景下看来，如何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是两岸中国人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特別是身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要有承担起团结两岸人民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担当与勇气。
（本文以发言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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