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军｜从“历史科学”到“新社会科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学理探源(1919—1949)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从思想史视角看，它遵循内在演绎逻辑，与宏大的历史语境相互呼应并不断建构与发展，在“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新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等一系列初始概念基础上生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理论，初探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境遇，后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形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发展演变，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鲜活历史轨迹。目前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新时代以来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重要孕育期，作为中共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时期初步打造了本土化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基本格局，锻造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和中国范式，为后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为此，本文在详细搜集和整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重要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蕴含的内在学理，以期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镜鉴。

一、渊源考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学理基础

科学术语的产生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共同驱动，溯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知识创造中找到答案。

（一）经典著作视域下“历史科学”的文本检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回溯他们在著述中所呈现的“历史科学”这一“术语的革命”话语，是深刻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极具标识性的概念理论的重要前提，为该概念的出场提供了重要的原理支撑。

“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当前学界对此生成了不同维度的学理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宏伟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蕴含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这一重要概念，“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即“自然科学”）和人类史（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后来马克思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历史看作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提出了“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的概念，这都属于“历史科学”范畴。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科学”来表达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强调这种知识体系是历史的、具体的，并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灭亡。“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各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涵盖社会历史各领域的“历史科学”成果。

（二）“历史科学”概念的唯物主义叙事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历史科学”在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构建的除自然科学之外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科学”概念，恩格斯进行了多次文本阐释。在一些文本中，“历史科学”更多是指狭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历史领域维度对“历史科学”概念进行了新的文本阐释，他把“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作了区分，明确指出“历史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强调“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意指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即哲学社会科学）。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出了“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恩格斯强调“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从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对“历史科学”概念进行了重点阐发，把“历史科学”归结为研究国家、社会和观念上层建筑等的“第三类科学”。20世纪初期，列宁用“社会科学”表达“哲学社会科学”，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使用以表达“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意涵社会历史领域的知识体系。

经典作家将“历史科学”界定为“关于社会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第三类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等，“历史科学”由此有了特定内涵，是指对社会历史领域内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总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社会历史问题研究，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构成“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叙事的核心要素。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构成“历史科学”的鲜明叙事主题，这为全面理解“历史科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

（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话语的出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涵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具体学科。“历史科学”概念内蕴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谱系的历史演进提供了重要思想的源头和学理支撑。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论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理论昭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建构发轫于革命年代，中共遵循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学理性阐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概念范畴，在“历史科学”话语基础上开启新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创造经验，在推进中国革命进程中探索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赋予其新的理论意涵。受列宁影响，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等著作中将“哲学”“社会科学”并用，以指称关于“阶级斗争知识”的“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倡导用“社会科学”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正式使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为经济基础和政治斗争服务的主要功能。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相继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论断新表述，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的中国化建构作出了原创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元概念在时空向度的逻辑延展，最终形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谱系在理论与逻辑上的完备性。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科学”概念实质及其蕴含的阐释，无论从广义抑或狭义角度而言，都意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切科学。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伴随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改造和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话语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延伸，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二、“历史科学”的中国化建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概念的学理叙事

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史，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生成演进史和总结提炼史。该概念生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进程中，历经了一场中国特色的“术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和民族解放的价值目标，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演绎的鲜明主旨，渐次形成缜密的话语叙事体系，是我国自主概念生成与知识建构的重要展现。

（一）“社会科学”概念的引入和介绍

“社会科学”一词源自西方，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进程中，作为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科学”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我国较早出现“社会科学”概念是在20世纪初期，1914年5月，时政综合性刊物《大公报》发表《夏令会重组》一文，就谈到了基督教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应革命和社会发展需要而生，对于“社会科学”概念的介绍和学理性阐释，中共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借助社会科学理论重新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强调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中，“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应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1922年4月，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先驱》发表《答六几和东荪》，倡导基于自然科学标准之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1923年6月，《新青年》发表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倡导无产阶级要“研究社会科学”，强调社会科学的鲜明阶级性，“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瞿秋白阐述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主要挑战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他认为应包括“世界观”“社会思想之渊源”“文化发展现状”“政治经济状况”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路向，要围绕“社会现状”“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和解决。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近代著名政治学理论家杨幼炯认为应以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强调归纳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科学是根据科学的客观性，考察社会现象，用归纳的方法，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科学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缺失“中国性”，更多体现了“西方性”。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在国内逐渐盛行。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出场与“历史科学”话语叙事的重塑

20世纪初期，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迫切需要建构反映中国自身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加快发展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必然要求。革命实践的探索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场景。

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不断获得生机活力的重要源泉所在。中共成立初期就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倡导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1923年11月，中央通过《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指出：“各地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组织编印《社会科学讲义》，加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共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运用，倡导社会科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共早期优秀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杨匏安在其《马克斯主义（Masxism）（亦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强调唯物史观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1929年8月，《中央通告第四十三号—为全国学生总会开会事》指出要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1930年9月，吴亮平在《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这一科学概念。

该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新闻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学科领域的探索，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形成了一套崭新的唯物史观话语系统和治学范式。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概论，“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考察以往历史的史学研究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使唯物史观获得了方法论上的意义，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了先河”。陈独秀在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现实政治紧密结合，推动了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朴素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早提出“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概念，在阶级、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三）“新社会科学”“新兴社会科学”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

在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进步知识分子提出的“新（兴）社会科学”这一重要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话语的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在近代中国的逻辑延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科学”。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革命新形势新任务，进步知识分子开始问计于哲学社会科学，力图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案。我国的传统社会科学是以资本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旧社会科学”，与传统社会科学相比，“新（兴）社会科学”之“新”，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新社会科学”最为根本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当时提出“新社会科学”这一标识性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守正创新，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提升至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社会科学”最早见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陈启修于1924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的《致北京大学同人书》一文，阐述了“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为“新社会科学”是无产阶级执政国家的社会科学，是真的社会科学。著名史学家何干之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将“新社会科学”理解为“现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柯柏年在《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一书中，认为社会科学分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新兴社会科学），指出新兴社会科学以“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现象，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这一正确研究方法是“新社会科学”区别于“旧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特征，“故我们所应该研究的，是新兴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对“新社会科学”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社联”领导创办《社会科学战线》，规定社会科学家的庄严使命在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展开斗争，以更好地“阐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当时中共在“社联”内部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领导“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党团”组织。对于主要任务，“社联”纲领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等。

在“新社会科学”运动期间，理论界出版大量“新社会科学”书籍，如《社会科学大纲》《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社会科学概论》《关于物质史观》《新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等，一时之间“新生命的许多新兴社会科学的书籍，颇为一般读者所欢迎”。这些进步书籍对“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与本质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强调要在唯物论基础上遵循辩证法的研究法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蕴含全新话语系统，当时“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1932年8月，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将唯物辩证法作为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1939年9月，王明之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辩证法”是“合乎实际的科学方法”。因此，“新社会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结合，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一次重大创新，“新社会科学”的兴起鲜明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四）“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中国化”：知识体系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转变

在20世纪20年代，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大量引入和移植到中国，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出现了机械仿效西方的“文化贩运主义”的偏向。20世纪30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兴起以认同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学术中国化”思潮，以正确理解西方文化与本民族文化关系以及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结合中国现实社会实际借鉴西方学术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转变。“学术中国化”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本质上是一致的，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反思西方学术，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理，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打造中国化的哲学社会科学。1935年1月，《文化建设》杂志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强调根据中国实际辩证看待和吸收西方文化。

“学术中国化”上承新启蒙运动，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术领域的具体实践，又是新社会科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学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用唯物辩证法建构中国的一切学术，即实现“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1939年4月，《读书月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专门开辟“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发表系列理论文章。潘菽强调使学术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和世界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必须把中国的学术提高到世界学术最高的水准。我们要使中国在学术上也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国”。柳湜提出学术中国化要做到国际文化和中国现实的真正统一，为更好实现“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把中国化“贯通全学术领域”。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发表《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等理论文章，倡导建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建立中国自主的学术体系，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就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把目前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而“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把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在抗战中所起的各方变化”，真正“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除了“中国化”这一概念外，当年提出的“中国风格”“民族特征”“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等与“中国化”相类似的一些话语，都是打造“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概念表达。

（五）“人类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话语意涵与知识建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的概念话语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阐发，阐释中国革命理论的唯物主义叙事更为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要革命，就需要革命的学说；要反帝，就需要反帝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和武器”。该时期中共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概念话语的模板，而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的实践性，在批判性继承既有概念术语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术语，形成一整套全新的话语系统。1941年，朱德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上指出，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列主义者借以把握科学的一切部门，而且把握了一个以前一切科学家从来未能把握的科学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

该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各学科领域都形成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初步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学理基础。其中，哲学、历史学是其他学科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学术中国化在这两个领域取得的成果较为显著。在哲学领域，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提纲”》、邓初民的《社会科学常识讲话》、沈志远的《社会科学基础讲座》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转变，推动了哲学理论深入研究。在史学领域，该时期出现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如翦伯赞的《历史学教程》、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其中，《中国通史简编》“被史学家誉为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影响颇大”，标志着中国史学体系初步建成。在政治学领域，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陈昌浩的《政党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术体系。其中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立足于唯物论考察中国政治，成为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在经济学领域，许涤新、王亚南、王学文、郭大力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出版一批著作，如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等。在社会学领域，沈志远的《新社会学底基本问题》、姜君辰的《社会学入门》、潘光旦的《优生原理》等，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和阶级结构，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学”。此外，新闻学、法学、教育学等领域也初步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六）“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自主知识体系”内涵的学理完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初始形态是带着“西学”标签而进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早期维新派的译介活动是西方社会科学传入中国的重要逻辑起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特殊境地，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各种流派所主张的救国思潮，形成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案。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深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影响，学者们变成西方知识的“搬运工”，缺乏主体性和原创性，未能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学术概念，未能形成本土化的中国自主理论，最终无法建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排斥西方外来思想，但必须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性思想体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普世的，要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该时期中共努力打造本土化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体系，1939年12月，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科学概念。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也积极主张“建立以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为内容和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为形式的中华民族新文化”，“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世纪30—4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艾思奇等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中推动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自觉建构“中华民族新文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学术研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学术结构，创立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成型，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从概念演进谱系来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演绎程序在中国的最新发展，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般原则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

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建构中的学理争辩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该时期中共在领导革命文化运动过程中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建构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同各种反（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学理争辩，“彻底批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历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哲学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学理争辩过程中通过学理论证，最终确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一）20世纪初期论战与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的肇始

马克思主义最早作为一种“新学理”传入中国时，“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迎来“主义时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各种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产生深刻的历史影响。思想界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学理对话。在“主义时代”“道路”的抉择实际上是不同“主义”之间的较量，该论战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的发端。

“问题与主义”论战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学理被引进后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经历“问题”与“主义”论战后，中国社会对“主义”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愈来愈重视“主义”对社会革命和对未来世界的学理性设计和学理化表达。无政府主义论战使马克思主义者扫清了思想上的空想因素，“社会主义”论战则同非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最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认同与接受。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的深入

确立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需科学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20世纪20—30年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展开一场思想论争。论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学术思考，其中，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主要围绕“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国社会阶级状况”“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讨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学理资源。以“新思潮”著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闻天《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等著述，提出并阐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论话语，捍卫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该论战既是一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论辩，更是一场引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学术革命，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引领力，初步确立了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奠定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三民主义论争与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的初步成熟

该时期国共两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话语权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同国民党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较量，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建构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当年国民党内反动理论权威戴季陶、陶希圣、叶青等为强化对意识形态控制，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进行儒家化阐释，确立了以戴季陶“力行哲学”为基础的三民主义和后来蒋介石法西斯化的三民主义。陈独秀、瞿秋白等积极撰写理论文章，驳斥国民党右派反动言论。

三民主义论战是抗战前后国共两党展开的意识形态博弈，既包括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话语争夺，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争辩。叶青等对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歪曲解读，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话语权。为击退国民党理论反共的声势，张闻天、吴亮平、艾思奇、陈伯达等发表系列理论文章，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及曲解它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反对国民党部分反动派人士一切“断章取义肢解与曲解”三民主义，“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作为三民主义论争的继续，“中国之命运”论战是国民党试图塑造其假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宣传“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批判共产主义学说，倡导国人学习“西洋的社会科学名著”“西洋社会政治学说”，妄图阻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延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群体纷纷发文，从学理角度对蒋介石反动集团予以坚决反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系列文章，批判蒋介石唯心史观，维护中共领导文化运动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力。

通过论战，中共以“新民主主义”为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初步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话语对三民主义话语的超越，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逐步走向成熟。

（四）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批判与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优化推进

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反映“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全盘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提出通过复兴儒家文化来挽救民族危机，建构具有所谓现代精神的“新宇宙观”。全盘西化思潮认同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认为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将东方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中共对这两种思潮集中于对“科玄论战”双方的批判和超越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指出“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科玄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威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唯物辩证法运动，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和革命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影响，“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中共理论家倡导“中国化”，反对全盘西化和保守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

延安时期，梁漱溟、冯友兰等在新儒学运动中提倡复兴传统文化，“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给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带来负面影响。艾思奇、胡绳、侯外庐、杜国庠等运用唯物辩证法批驳新儒学运动，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捍卫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进步知识分子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论证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优化推进。

（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确立

自由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受欧美自由主义影响而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的话语争夺主要体现在延安时期的党派之争。自由主义支持者倡导取消马克思主义，他们错误地批判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指责“中共之滥用武力”。围绕社会发展道路，他们秉持“中间路线”，赞成联合政府，主张实行多党制，幻想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寻求“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途的“第三条道路”，即“兼采资本主义制度中之政治自由，与共产主义制度中之经济平等”，“合成一条新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自由主义观点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建构，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揭露与批判自由主义的反动政治话语。1946年，潘梓年在《谈民主须能认识人民的力量》中，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权属民能属官”的狭隘民主观。1947年，胡绳在《论自由主义在中国》中批评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谬论。1948年，郭沫若在《历史是进化的》中认为中间路线是“反苏反共”。学术批判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扬弃和超越，增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的引导力，使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获得了初步确立。

此外，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论争也对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面临挑战，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世界化”思潮的反思，陈伯达、潘梓年、柳湜、潘菽、侯外庐、嵇文甫等撰写理论文章，从学理层面探索“中国化”问题，开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最终确立。

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建构的学理昭示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从思想史维度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的核心要义，是“历史科学”在中国的逻辑发展与理论延续。该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谱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学理意蕴。

（一）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话语建构的重要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