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才 刘雅芳
放眼当今世界，湾区早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能级的重要标尺。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以不足全球1%的土地面积，撑起了举足轻重的经济体量，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变革与科技创新。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中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将湾区经济的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厦门地处东南沿海，拥有天然海湾与港口优势，在国家大力发展湾区经济的战略背景下，加快建设海湾型城市、发展厦门湾区经济，既是顺势而为，更是主动担当。本文系统梳理全球三大湾区的发展脉络与演进经验，结合厦门实际，旨在探讨厦门湾区经济发展的可期前景与可行路径。
形态各异 各具禀赋
全球三大湾区的类型特征与比较格局
（一）湾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演进规律
湾区经济是依托世界级港口及港口群，利用临海拥湾的地理优势，向内连接广阔腹地、向外融入全球市场，由此形成的一种高度开放、高度集聚的区域经济形态。它不是单纯的港口经济，也不只是沿海城市经济，而是港口经济、集聚经济与网络经济三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从历史脉络看，湾区经济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步到位的。纵观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的发展历程，有一条清晰可循的演进轨迹：从最初的港口经济出发，经由工业化积累，再向服务经济跃升，最终走向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高级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港口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依然重要，但已不再是湾区经济的主角，内生的创新动力才是决定湾区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变量。
（二）世界三大湾区的差异化类型与发展路径
尽管三大湾区在演进规律上存在共性，但受资源禀赋、历史积累与制度环境的差异影响，各自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路径与功能定位。
东京湾区是产业协同型湾区的典型代表。环东京湾分布着横滨、东京、千叶、川崎等六大港口，天然的港口群优势为其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受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东京湾区制造业加速向海外转移，产业结构随之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调整升级，在汽车、精密机床等领域持续引领全球，综合实力在三大湾区中最为突出。
纽约湾区是国际化资本集聚与物流枢纽型湾区的代表。曼哈顿华尔街汇聚了众多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跨国公司总部，金融、保险、房地产等高端服务业高度发达。进入信息时代，纽约湾区在面临制造业空心化挑战的同时，积极向金融科技、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延伸布局，在金融创新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旧金山湾区是知识驱动型创新湾区的典型样本。依托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旧金山湾区以硅谷为核心，形成了“高校科研—风险投资—科技企业”紧密联动创新生态体系，苹果、谷歌等世界知名高科技企业在此集聚，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三）三大湾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
成就之外，三大湾区在发展过程中也普遍遭遇了若干结构性困境，这些问题对后发湾区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
一是产业结构失衡风险。纽约湾区金融服务业的过度扩张导致制造业持续外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失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遭受重创，深刻暴露了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系统性风险。二是科技创新成本持续攀升。旧金山湾区土地资源紧张、房价高企，科研人员生活成本大幅上升，部分科技企业因运营压力向周边地区迁移，湾区创新生态的可持续性因此受到冲击。三是区域发展不均衡。东京湾区优质资源高度向核心城市集中，周边城市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核心—外围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制约了湾区整体协同效率。四是跨区域政策协调困难。纽约湾区横跨三个州、涉及逾1500个政府机构，各行政区域在土地规划、税收政策等方面难以形成统一部署，行政边界的客观存在与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结构性张力。
殊途同归 趋势共振
全球三大湾区的共性经验与演进趋势
（一）全球三大湾区的共性经验
三大湾区发展路径各异，但成功背后存在若干共同的制度性与结构性要素，值得深入总结。一是推动产业合理分工。产业集聚与扩散是湾区经济形成的基础性机制。东京湾区早在1956年便实施《首都圈整备法》，通过顶层规划推动湾区城市产业分工与协同发展，实现了区域资源的高效利用与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核心城市充分发挥产业外溢功能，周边城市寻求错位发展，是三大湾区共同遵循的空间组织逻辑，也是湾区经济走向区域一体化的核心路径。二是强化创新驱动与产权保护。创新是湾区经济持续演进的核心引擎，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则是创新生态得以持续运转的根本保障，三大湾区能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旧金山湾区对专利侵权行为实施严厉法律制裁，建立专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将知识产权作为项目评估的重要考量因素，形成了保护创新、激励创新的完整制度闭环。三是深化对外开放合作。开放是湾区经济的天然属性，也是湾区持续集聚全球资源的先天优势。三大湾区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构建国际航运、金融、科技合作网络，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金、技术和人才，不断强化自身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二）当前全球湾区经济的演进趋势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湾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的演进趋势，未来湾区之间的竞争将更多体现在创新能级、绿色发展水平和数字化转型深度等维度上，把握这些趋势对后发湾区的战略谋划具有重要的前瞻价值。一是创新驱动持续深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湾区的竞争格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成为各大湾区竞相布局的战略赛道。湾区经济的竞争，在本质上已演变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竞争。二是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可持续发展已从湾区发展的附加选项演变为硬约束与新的增长空间，绿色低碳转型能力，正日益成为衡量湾区发展质量的重要维度。三是数字化变革重塑竞争格局。智慧港口、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等数字化新基建，正在成为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支撑。各大湾区普遍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整体能级的战略抓手，“数字湾区”建设已成为争夺未来竞争主动权的核心议题。
发挥优势 补齐短板
厦门湾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与现实挑战
（一）厦门湾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厦门发展湾区经济，并非无源之水。从地理禀赋到制度积累，从产业基础到生态环境，厦门具备了若干值得深入挖掘的比较优势。一是地理区位与港口优势突出。厦门三面临海，具备发展湾区经济的天然地理条件。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枢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与全球众多港口建立了航线连接，具备深度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坚实基础。二是开放基因与制度优势深厚。作为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厦门积累了四十余年先行先试的开放经验，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较为充沛。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进一步拓展了厦门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的制度探索空间。三是产业基础与科创能力持续提升。近年来，厦门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集聚，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等高校雄厚的科研资源，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生态正在逐步成型。四是生态宜居优势形成独特吸引力。作为“国际花园城市”，优良的滨海生态环境与高品质的城市人居水平，使厦门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力，为湾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厦门湾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客观而言，厦门湾区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亟待补强的短板与不足：一是城市体量与腹地辐射能力有待提升。与国内外成熟湾区相比，厦门的经济体量相对有限，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素集聚的规模效应尚未充分释放。二是区域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厦漳泉三地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的协同深度仍显不足，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程有待进一步提速。三是金融开放程度与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厦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国际一流湾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能力仍需持续提升。
借势谋远 突出特色
厦门湾区经济发展的前景展望与路径选择
（一）合理产业分工，构建厦漳泉特色产业协同体系
东京湾区的经验表明，湾区经济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湾区内部能否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而非各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对厦门而言，推动厦漳泉产业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边界思维，从整个都市圈的视角重新审视产业布局。具体而言，可依托厦门在集成电路、软件信息、现代金融等领域的既有优势，重点承接高端研发、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功能；漳州、泉州则结合各自制造业基础，承接厦门产业外溢，重点发展配套制造和特色产业集群。在操作层面，建议探索建立厦漳泉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机制，通过税收分成、飞地经济等方式加强跨市产业协作，真正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湾区产业生态。
（二）强化科技创新，打造东南沿海区域创新策源高地
旧金山湾区的创新实践表明，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根本上依赖于高校、企业与资本之间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协同联动，而非单纯依靠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当前厦门科技创新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新主体，而在于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衔接仍不够顺畅，基础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对此，建议重点从两个方向发力：一方面，支持厦门大学等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开展定向基础研究，推动科研成果在本地就地转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厦门对台合作的独特优势，探索建立厦台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吸引台湾在精密制造、半导体等领域的研发团队和技术资源向厦门集聚，以差异化的创新资源形成互补，弥补厦门在高端创新资源方面的不足。
（三）深化对外开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枢纽
厦门的开放优势，既体现在港口航运的硬实力上，也体现在经济特区长期积累的制度软实力上，两者叠加构成了厦门深化对外开放的独特底气。在港口功能提升方面，建议推动厦门港与漳州古雷港、泉州港开展差异化分工合作，整合湾区港口资源，共同打造面向东南亚的区域航运枢纽。在规则对接方面，可依托自贸试验区平台，在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率先探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为厦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创造更有利的制度条件。在两岸开放合作方面，应进一步发挥厦门作为两岸经贸合作前沿平台的独特功能，积极探索厦台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规则衔接，将两岸合作的深化与湾区对外开放格局的构建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四）推进互联互通，形成支撑湾区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湾区一体化发展的物理前提。从三大湾区的经验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往往是湾区要素高效流动的先决条件。在综合交通网络方面，建议加快推进厦漳泉城际铁路网络的加密与延伸，连通漳州、泉州部分县市与厦门核心区之间轨道交通，进一步压缩湾区内部的通勤成本。在港口协同方面，可探索建立厦漳泉港口群统一调度机制，推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与周边港口集疏运体系有效衔接，形成海陆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格局。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建议加快推进厦漳泉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打破三地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市场准入、资质认证、行政审批等事项跨市通办，以数字化手段降低区域内要素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湾区一体化发展提供更高效的数字底座支撑。
（五）创新协同治理，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湾区生态
湾区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环境的竞争。旧金山湾区多主体协同环境治理机制的成功实践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与高效的区域治理架构，是湾区持续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的重要支撑。在协同治理机制方面，建议推动厦漳泉三地建立常态化的实体协调机构，赋予其在产业规划、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跨区域事务上的统筹协调职能，改变目前以会议协商为主、缺乏常态化执行机制的现状。在生态环境方面，建议三地联合制定湾区海洋生态保护规划，统一近海污染防治标准，共同推进滨海湿地修复与蓝色海湾整治，将厦门湾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竞争力。在宜居环境建设方面，可探索推动厦漳泉三地在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实现跨市互认与共享，切实降低人才跨城流动的生活成本，让湾区真正成为吸引人、留住人的优质生活共同体。
（黄启才系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研究员，刘雅芳系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二者均为厦门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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